這兩年，國家加大了對于抗生素的管理，對醫療器械公司的藥品的進出也加大管理。從宣傳限制抗生素濫用到“限抗”政策出臺，接著是不久前再次出臺的量化限抗令，說不準將來還會進一步出臺范圍更廣和更加嚴厲的處罰措施。從三令五申到強制標準步步收緊，“限抗”雖不至于發展到重演“虎門銷煙”，但在短期內回頭應無可能。

    過度使用抗生素隱藏的危機不是危言聳聽，限制抗生素使用也絕不僅僅是因為某些抗生素的銷售回扣，通過醫療設備檢查抗生素濫用現象繼續下去，給個體健康、群體免疫抵抗力、抗感染類醫藥創新、社會經濟乃至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危險和挑戰已經是不爭的結論。在勸說無果的情況下，國家出臺相關限制規定，應是“以過矯枉”的無奈之舉。

    經歷過饑餓之苦的人對糧食的依賴偏執有加。抗生素自誕生以來，長期扮演了稀缺和“有求必應”的“神職”角色。從消費者到醫生，發燒必點滴，點滴必是抗生素，而且是幾種抗生素聯合使用；口服、注射、外用全面出擊，對抗生素的認識從信賴到習慣乃至成為依賴。至于是否用大炮打了蚊子沒有人在乎，在打蚊子的同時誤傷了什么也沒有人關心；說明書上規定用0.5克阿奇霉素的量，實際超限用到1.0克乃至1.5克絕對算不上新聞，反正病痛是消滅了。

    大炮打蚊子表面看來是一種愚蠢的行為，問題是，作為感染類疾病，不用抗生素這個大炮，蚊子如何消滅？普通的咽喉口腔炎癥，在沒有星點化膿癥狀時，一般診斷處方是不會主張使用抗生素的。但事實上，有過類似疾病的人都知道，“非抗”治療搞來搞去，最后還是使用某種抗生素了事。但是否沒有抗生素就真的沒有解決之道？人們太過于依賴經驗，而對身邊的某些解決之道可能熟識無睹；醫生更多時候忙碌于對患者的處置，對處置效果的觀察和總結往往被忽視，科學有效的“非抗”方案常常被錯過。這一點，筆者有親身經歷和感受：筆者作為一名慢性咽炎患者且還是藥師，當然知道一炎就“抗”的后果，但每當咽炎急性發作時就用阿奇霉素，確實好使。這種對阿奇霉素的依賴不是天生的，是通過多種“非抗”方案檢驗無效而阿奇霉素“給力”所產生的依賴感，直至遇到了植物藥冬凌草，才讓筆者“限抗”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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